导演想着力呈现一个结果与一次实践，但是这种后现代主义式的拍法较《聚会的目的》还是差了太多，更况且手段和目的本属于两个概念体系，仅在内容层面施以强力并不能促进二者融合。不过矛盾的是，导演虽然冒着极大风险将这个概念视觉化再现，却又面临概念边界清晰化的自我怀疑，不可否认的是利用科技与超现实（与现实）的关系试图阐释后殖民时代的主仆关系时出现的种种漏洞，典型例子便是地上地下的关系与通道，解读方式自是多种但都难以自恰。影片伊始有所强调的偶然性在后面却只字不提，这本可作为对历史的反思渠道，即可以利用殖民时代的民族观念瓦解当下盛行的个人主义，被轻易搁置略感遗憾——不过影片最后从个人主义过渡到集体主义（自我与他者）的符号指涉倒是惊喜又意外。